舆论呼吁建设安全文明的司乘关系

3月14日，福建福州市长乐区一名网约车司机因与乘客发生口角冲突，开车冲撞乘客，致其死亡。目前，涉事司机已被刑拘。次日，“网约车司机撞死乘客”登上了微博热搜,司乘关系再次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从通报的信息来看，此次事件是典型的司乘冲突造成悲剧，司机过往无安全投诉，平台流程和审核无瑕疵。部分网民讨论认为，这类情况难以预先判知，是当事人瞬间情绪失控所致。

而就在一个月前，湖南长沙货拉拉女孩跳窗事件中，因司机与乘客发生不快，女孩情绪失控跳窗造成悲剧。40天内，两起司乘命案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受到舆论极大关注。

网约车司乘环境引深思

浙江工业大学地方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俞锋提出，网约车发展到今天，建立安全文明的网约车司乘环境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俞锋分析，当前因网约车引发的舆情，焦点不再是早期纠结的合法性争议，更多的聚焦运输服务质量。网约车从无到有，正在经历做强做优，司乘文明就是做强做优必不可少的一项关键内容。

去年，滴滴网约车平台公司时任CEO付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不文明行为往往引发司乘冲突，平台上1/3的车内冲突是由醉酒和吸烟引发的。官方数据显示，滴滴客服在2019年总共收到1200多万次针对不文明行为的投诉。

在安全保障方面，2019年9月，《滴滴网约车安全标准》正式发布，是网约车乃至整个出租车行业的首个安全标准。2020年7月，滴滴出行公众评议会推出《网约车司乘文明公约（征求意见稿）》，分别就乘客和驾驶员在网约车场景下的各个流程环节进行了相应的文明行为规范。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分析，为了规范司乘双方在网约车场景下的行为，平台推出司乘文明出行公约，强制性规定的内容需要政府力量的保障，如对司机不能违章驾驶的要求，需要交通行政部门的严格执法；对于倡导性规定的内容，需要社会其他主体承担更多的义务，如礼貌相处、不迟到等个人举止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司乘双方的自觉，这需要提高全社会的文明意识。建设文明的网约车出行秩序，也并非平台以一己之力可以实现。同时，媒体的监督对提高网约车司乘双方的自律也十分重要。

俞锋建议，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台如《网约车司乘文明促进条例》这样的柔性立法，积极倡导和推动营造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司乘关系，并将司乘文明纳入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同时也可以考虑将网约车司乘文明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铁路、航空一样进行信用监管，促进出行生态圈的进一步优化。

钛媒体评论认为，从根源上看，这些恶性事件很多都是野蛮生长与平台责任不清晰酿成的。尽管平台方很快认清了自身问题，相关部门的监管也在逐步完善，并设法通过技术手段预防与规避，但因极端事件所造成的平台、服务者、用户间的信任裂痕，却很难在短期内弥补。

公交司乘关系亦不容乐观

监测显示，在传统交通运输模式中，司乘冲突也不鲜见。最为典型的“10·28”重庆公交坠江事件，成为“抢夺方向盘入刑”重要推动。

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称，司乘关系已经跨越了网约车形态本身，成为公交车、出租车等出行各业态的共性问题。司乘矛盾是否能妥善处理，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院2018年11月发布的《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的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共计223件，38.68％的案件中有人员伤亡情况，90.57％的判决为有期徒刑，超八成被告人刑期在一至五年，其中涉案罪名集中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伤害罪，合计占比近七成。

在现实中，有很多司乘冲突并未进入到司法程序。南方日报评论，这个报告充分说明公交司乘关系不容乐观，甚至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事实上，司乘冲突不是一个筒单的道德问题、素质问题，而是极易诱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法律问题、规则问题。类似现象高发、多发也说明，公交司机在驾驶过程中遭遇干扰是一个法律问题，且仍未内化为高度的社会共识。

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明确抢夺方向盘入刑。有网民指出，将司乘冲突纳入法律框架下进行严肃对待，很大程度上已是国际通例。比如在香港，行车过程中和司机谈话等分散司机注意力的行为都可能违法，公交车明确提示：滋扰车长乃刑事罪行。

“司机荒”和“年龄断层”

在探讨如何建设良好的司乘关系背后，折射出更让人焦虑的问题，即公交“司机荒”“年龄断层”，这些问题在部分地区早已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