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海外交通史研究“富矿”

　　2021年7月，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项目的申遗成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泉州作为宋元中国杰出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以及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杰出范例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的高度肯定。从覆盖大半个地球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地理大发现，人类活动的海洋史就是人类文明不断走向互联的全球史。因此，在全球史观下进行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遗产景观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盛况

　　海上丝绸之路给人类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见证了我国古代繁盛的海洋贸易和发达的航海水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姜波经历了泉州项目申遗的全过程。据他介绍，泉州项目包含22个遗产点，这些遗产点主要反映了海洋贸易设施、经济生态以及宗教遗迹。作为贸易枢纽的泉州港，对外“梯航万国”，是面向国际海洋贸易网络的中心；对内“舟车辐辏”，形成水系与路桥构建的交通体系。

　　20世纪以来，我国水下考古成果日益丰富。伴随着一艘艘沉船的成功打捞，一段段波澜壮阔的航海贸易史也逐渐浮出水面。姜波介绍说，“南海Ⅰ号”是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成果，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不可估量；1974年发掘的泉州湾后渚古船、2007—2008年西沙群岛海域发掘的“华光礁Ⅰ号”沉船等，使人们了解了宋元时期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也揭示了我国古代航海技术在这一时期的发展；2009—2012年，“南澳Ⅰ号”出水的瓷器生动展示了明清时期瓷器的海外贸易情形。

　　自2014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南海Ⅰ号”发现地——广东省南部的上下川岛海域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调查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副主任肖达顺告诉本报记者，上川岛遍布大小港湾多处，到处可见各时期海洋文化遗存。早到先秦时期的陶片、石器，晚到明清甚至近代青花瓷片、天主教堂建筑基址，无不彰显着上川岛的海洋性历史文化传统。至少自两宋时期开始，上川岛就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标，到葡萄牙人东来后更是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一个标志性岛屿。这里所发掘的一系列考古学材料，反映了上川岛海洋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

　　新研究改变“海禁”认知

　　谈起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将其肇始追溯到15世纪末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期。然而，在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刘义杰看来，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早于西方数十年，这只庞大的船队拜访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堪称中国式的大航海时代。

　　中国古代海洋史从鼎盛的宋元时期到明初郑和下西洋达到高潮后，却戛然而止，似乎进入了历史的低谷。以往的研究让人们容易形成一种定见，即认为由于明清两朝在大多数时期推行海禁政策，以至于中外海洋贸易与交往出现停滞。而近年来的不少新研究正在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正如刘义杰所论，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是阶段性的，还是全域性的？对历史造成的影响有多大？需要我们利用历史资料，重新思考。

　　学界对明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多把“隆庆开海”看成是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在前一阶段，明朝施行严格“海禁”，只允许官方的朝贡贸易，禁止商民出海。在近日举行的“全球史视野下的东亚海洋史”学术研讨会上，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尚胜提出，明成弘时期（1465—1505），粤闽沿海地区商民的私人贸易带有一定的国内消费需求和外国来华朝贡商人的采购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在东亚海洋贸易体系中的角色。至嘉靖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更大规模的商民私人活动，则带来了新兴世界市场的巨大能量。

　　同样是在明代“海禁”背景之下，浙江舟山双屿港却有着“16世纪之上海”的美誉。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薛理禹介绍，双屿港是16世纪在中国、葡萄牙、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商人共同作用下在浙江舟山沿海附近建立起的一个大型私人海上贸易基地，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一跃成为东亚地区最为繁华的私人贸易港口。双屿港商贸之盛足以说明东亚海洋贸易的强大活力和巨大发展前景。

　　近代以来形成的亚洲海上贸易走廊，北起俄罗斯远东地区，南至新加坡，是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连通的必经之地，也是亚洲国家连通中东、非洲甚至欧洲的交通要道。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王列辉表示，从被动开放、被动融入全球资本经济，到主动迎接全球化浪潮；从被列强支配沦为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到当今东亚各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科技的“弄潮儿”，亚洲海上贸易走廊历经百年沉浮与变迁，共同塑造了亚洲地区的海洋文明。

　　拓展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